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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 深圳制造:历史进程中的华为和富士康

時間:2019-07-11 來源:芯師爺 關鍵詞:#深圳制造

導語:在深圳,從梅林關驅車到梅觀高速,遠遠就能看見一個路牌,上面寫著“富士康—華爲”。

 

        27年前,南巡的总设计师在这里踩下油门,懵懂的中国开足马力。下海的干部、首都的大学生、边陲小城的打工者摩肩接踵,轰轰烈烈的南下淘金潮如约而至,孕育了一座象征开放的先锋城市,两个路径迥异的工业巨擘:富士康在西边,是制造的骄傲;华为在东边,是技术的野心。

 

        任正非和郭台銘有不少共同點,比如都當過兵,前者1974年入伍,是部隊的“學毛選標兵”;後者1971年入伍,抽到了“金馬獎”—駐紮在常被對岸炮轟的金門和馬祖。後來,他們一個以狼性文化的管理走紅,一個被“血汗工廠”的汙名纏身,但他們都是中國人口紅利的受益者。

 

        華爾街日報記者在2007年來到深圳,那是媒體第一次踏足位于龍華的城中之城:高牆包裹著層層廠房,餐館、銀行、網吧和雜貨店犬牙交錯,500多台電視滾動播放著健美操、安全生産宣傳片和富士康電視台的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甚至下水道的井蓋上也印著“富士康”。文章裏,這裏被稱做“郭台銘的紫禁城”。

 

        任正非則顯得高深莫測,除了1988年《深圳特區報》上一段不到30個字的采訪,就再也沒怎麽抛頭露臉過。盡管此時的華爲已逐漸成爲一個龐然大物,但任的名氣幾乎只局限在通信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在這個小圈子裏,流傳著種種關于他的性格、財富、家庭、秘書等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的傳聞。

 

        等他们再一次和媒体與公众产生交集,是在2010年。这一年的5月,富士康发生十二起员工跳楼事件,媒体顷刻间涌进龙华科技园,肆无忌惮的打量着眼前的代工巨人。时值60大寿的郭台铭连夜赶往深圳,面对镜头三度鞠躬致歉,幻灯片投影的光线打在他的脸上,宛如血斑。

 

        同年年底,任正非将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业务升级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要做到世界第一。两年后,华为Ascen-d P1和Ascend D相继面世,余承东亲赴门店站台,但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散热乏力、性能孱弱,销量雪崩,任正非当着团队的面,怒摔了手上的华为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

 

        這是一個值得反複書寫的年份,富士康的紫禁城出了亂子,華爲的終端戰略首戰慘敗。在那個十字路口,任正非和郭台銘都需要回答一個問題:中國制造下一步在哪兒?

 

        01.  分野

 

        2010年的郭台銘,應該還沒有夢見過媽祖。

 

        第8起跳樓事件發生後,他專門從五台山請來高僧做法事,奈何鬼神修爲尚淺,5月剩下的20多天裏,第九、第十、第十一起自殺相繼發生。5月26日,正在台灣陪同四川省委書記考察的郭台銘匆匆趕往深圳,臉上寫滿了還未散盡的惶惶不安:“我現在最怕晚上11點後接到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4]

 

        當晚11點20分,23歲的甘肅籍員工賀某從宿舍7樓陽台跳樓身亡。5個小時後,25歲的湖南籍員工陳某在樓頂割腕自殺,被發現後送醫搶救。

 

        第二天,全球200多家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媒體湧入這座紫禁城。這裏有郵局、有銀行、有學校、有醫院,有占地1.25萬平方米的廚房,每天消耗40噸大米、10噸面粉、30噸蔬菜、200頭豬、6萬個雞蛋和500桶食用油,供養園區裏30萬名工人。對他們來說,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

 

        郭台銘道歉了,也覺得委屈。那一年,他領導著90萬名員工,單是爲員工洗衣服一年就要花掉6000萬。如果富士康是一只軍隊,郭台銘會是全球第六的軍事強權。他告訴媒體,深圳有幾十萬工人,99.99%的人生活都很正常,“你把我從樓頂丟下去,我也不能保證後面沒有人自殺。”

 

        一年之前,“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当年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但当自杀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盖过世博会的风头时,人们才发现厂房背后尽是被机器捆绑的痛楚與疮痍,若非媒体大张旗鼓的讨伐,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郭台铭是何人,富士康为何物。

 

        這個名字誕生在1985年,創業的第十年,郭台銘決定用一個英文品牌把公司推向世界。FOX代表模具(Foxcavaty),CONN代表連接器(Connector),是他起家的兩個寶貝。後來,他又給剛剛進入富士康的大學生寫了幅對聯:富士則康,聚財乃壯。

 

        三年後,年過不惑的任正非和幾個合夥人,在南油新村一個居民樓裏成立了華爲,開始代理香港出産的交換機。同一年,郭台銘在寶安的西鄉崩山腳下租了棟五層廠房,在環繞廠房的成片荒草中,他對著從廣東豐順招來的150名員工說,“這裏將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工廠!”[1]

 

        工廠生産連接器,那是整台電腦最不起眼的部件,但郭台銘在對的時間選擇了對的地方:他來深圳的那年,台灣工人的平均工資突破了2500元,同期大陸的作業員只能拿500塊的月薪。三年後,鴻海在台灣上市,西鄉崩山腳下那塊逼仄之地,已經裝不下郭台銘的野心了。

 

        他看中了緊貼深圳市區的龍華,“龍在中華,這個名字太好了,這裏就是中華龍首!”在齊人高的雜草堆裏,來深圳第五年的郭台銘對著身邊的政府官員振臂一呼:“看得見的土地,我都要了!”[2]余音未散,廠房拔地而起,代表深圳迎接那些勤勞、踏實、努力,而且便宜的南下勞動力。

 

        富士康的每一個銷售都會說那句口頭禅,“你自己做,不如我做便宜。你讓別人做,也不如我做便宜。”就這樣,郭台銘從LG嘴裏搶來了蘋果的訂單,並把思科和IBM的訂單也收入囊中。台灣的同行坐不住了,郭台銘便反嗆,“廣達、英業達、大衆的訂單都是我介紹的,明明是他們搶的我,怎麽成了我搶他們?”[1]

 

        不到五年時間,龍華就築起了城中城。成片廠房一層生産連接器,一層上産主機板,一層生産機殼,還有一層組裝,一台台電腦從流水線上下來,根本不需要倉庫,直接拉到碼頭運走。在園區走一圈,IBM的高管也忍不住感慨,“深圳到香港的高速堵車,全球PC市場都要缺貨。”

 

        ▲ 富士康工厂车间内景,2011年

 

        當時,中國南方最時髦的東西是房地産,各路熱錢飛蛾撲火般湧向南方,海南800億、北海300億、惠州150億。就連柳傳志也未能免俗,在惠州以“國際電腦城”的名目進行招商。日後回憶起這次頭腦發熱時,柳傳志說,“如果再讓我來一次,我可能還會這樣選擇。”[6]

 

        任正非倒也不是沒幹過投機的事,華爲初創時雖名爲技術,但做的是貿易,據說還賣過減肥藥。後來,華爲靠著倒賣香港出産的交換機,賺了第一桶金。

 

        深知靠倒賣走不長的任正非,在1990年下定決心走自主研發。1992年,放棄清華博士學位加入華爲的鄭寶用牽頭,和華中科大校友郭平一起研制出了能夠容納500個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用戶的HJD48交換機,大獲成功。第二年,任正非在蛇口的一個小禮堂裏開會,抹著眼淚說,“我們活下來了”。

 

        嘗到人才甜頭的華爲,從1992年起開始在名牌大學設立獎學金,大手筆招攬理工科人才。後來,華爲在高校林立的北京組建了研究所,任正非有次去視察,覺得人太少,時任所長辯解說人多了沒事兒幹,任正非生氣地說,“我叫你招你就招,沒事做,招來洗沙子也可以。”

 

 

        1998年,華爲一口氣從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招了800名畢業生,第二年,又是2000名畢業生南下深圳,據說華爲在高校招聘會上放出豪言,“工科碩士全要,本科前十名也全要!”[6]華爲招聘人員甚至混進Top10高校的男生宿舍,看到在打遊戲的男生,就湊過去問:同學,找到工作了嗎?

 

        2000年,碩士在華爲的月薪已經能達到8800元,還有幾萬十幾萬的年終分紅[6],比深圳一般公司高很多。一邊是應屆生在華爲拿著高收入,一邊是任正非借高利貸發工資,據說最困難的時候,華爲還制定過一個內部政策:誰能給公司借來1000萬,誰就可以一年不用上班,工資照發[6]。

 

        後來,連郭台銘都忍不住抱怨[4],“華爲的任正非,公司就在隔壁。我們很多同事都辭職去華爲,都能拿到兩倍的薪水。”員工聽到老板抱怨之後,辭職的更多了。

 

        任正非也在對的時間選擇了對的地方:90年代的深圳不知道裝了多少發財夢,使得華爲成爲了中國工程師紅利的最大受益企業之一。鄭寶用在33歲那年拿到了科技界最高殊榮“中國青年科技獎”,共同研發“C&C08”的李一男不到25歲成了華爲研發一把手,這背後是任正非一以貫之的樸素觀念:讓搞技術的人賺到錢。

 

        1994年8月,C&C08万门机落地江苏邳州,经过两个月的上线调试,大获成功,與之后的C&C08 2000门交换机一起横扫中国电信市场。到1995年,销售额已经达到15亿,此后每年翻倍增长,成为全球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交换机,也成就了华为在世纪末的高速发展。

 

        日後的一切都能在深圳找到答案,兩家公司在一片狂熱中踩中了中國經濟全面加速的兩腳油門:龍華的工廠還沒落成,郭台銘就把那句“我都要了”在昆山又喊了一遍;同一年,華爲在美國成立了分公司RANBOSS,中文翻譯過來就是“任老板”,任正非勃然大怒,把名字改成了Futurewei。

 

        富士康在全球化的浪潮裏節節勝利,華爲則在世紀之交的互聯網泡沫中迎來了第一個冬天。

 

        02.  腾飞

 

        2001年,富士康拿到了英特爾P3和P4主機板的訂單,閑不住的台灣媒體給郭台銘扣上了“民營制造業老大”和“台灣科技首富”的帽子,把郭台銘嚇得不輕。他辯解說,“我告訴各位,廣達是我大哥,廣達絕對是老大。仁寶是老二,華碩和明基排老三老四,我怎麽也是五名開外。”[2]

 

        故作谦虚背后是藏不住的眉飞色舞,当下属从美国来电,汇报富士康获得英特尔的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许可时,郭台铭激动地说,“这是富士康的重要里程碑!”从连接器、模具,到机壳、主机板,依靠在大陆的广泛布局,富士康已经吞下了整个电脑制造的链条,與芯片霸主英特尔深深绑定在了一起。

 

        比起郭台銘的春風得意,任正非的2001年不太好過。在那年10月的幹部會議上,任正非抛出了《華爲的冬天》,“我們公司的太平時間太長了,在和平時期升的官太多了,這也許就是我們的災難。”

 

        两年前,任正非本想用内部创业计划,清理掉丧失奋斗精神的“沉淀层”,没想到技术人才成了流失的主体。2000年,李一男离职创业,那封“绝不做华为敌人”的感谢信还没消化完,华为在数据通信领域最强劲的对手就立了起来。一起出走的,还有200多个业务與技术骨干。

 

        那次會議上,任正非總結了自己過去的決策失誤:痛失PHS、CDMA和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終端三大通信增長點。PHS成就了UT斯達康和小靈通的一代霸業,CDMA爲高通的快速崛起埋下了伏筆,留給華爲的只有IT泡沫破碎帶來的通信設備投資萎縮。

 

        2003年,任正非差點以100億美元的價格把華爲了摩托羅拉,幾乎所有的談判和文書工作都已經完成,但對方領導層的變更導致交易流産。擺在任正非面前的,變成了3G的漫漫之路。

 

        最終,曾放言“誰要做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誰下崗”的任正非組織了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終端立項討論會,宣布華爲要成立獨立的終端公司做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2003年11月,公司正式成立,預算10億元,差不多是當年的淨利潤。

 

        當時,只要有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牌照,給別人貼牌一部就能賺好幾十塊,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廠商在信息産業部門口排起長隊,華爲直到2005年才拿到生産和銷售許可。爲了推廣3G,華爲和運營商合作做了10年定制機,運營商提供要求,華爲生産,利潤只能勉強給研發輸血。

 

        這段時間,支撐華爲活下來的是海外的縫隙市場。2003年底,華爲在香港擊敗了愛立信和西門子,拿到了當地3G運營商1億美元的訂單。在俄羅斯市場,華爲陸續拿下GSM設備供應和光傳輸幹線的訂單,緊接著,歐洲幾家老牌3G數據卡供應商也慢慢感受到了華爲的壓力。

 

        支撐華爲攻城略地的還是國內低廉的人力成本優勢,無論是研發、管理,還是工程、售後,每個環節的性價比都令歐洲同行難以企及。後來李總理在羅馬尼亞問及華爲在歐洲的運營情況,任正非直言不諱,“華爲現在是賣高價,賣低價就把西方公司都搞死了。”

 

        如果說任正非有什麽信仰,那也許是“知識”。華爲的數據卡全部基于高通的基帶解決方案,由于高通對中興的扶持,華爲的數據卡芯片在2007年後經常斷貨。那年年底,老將王勁從歐洲返回上海,主導海思基帶芯片項目。2009年,華爲WCDMA數據卡芯片問世,支撐華爲在當年拿下了歐洲70%的市場份額。

 

        柳傳志的愛將郭爲曾造訪華爲,任正非直截了當的勸他不要做研發,“你要做就得大做,小打小鬧還不如不做。”聯想總裁楊元慶訪問時,任正非也說過類似的話,“聯想想發展成技術型的企業,股東和投資人不答應,還是難!”[6]

 

        相比之下,郭台銘信過很多東西,信過成吉思汗、信過關公、信過媽祖,所有人都叫他“台商”,祖籍山西的郭台銘說自己是“晉商”,是關羽的老鄉。1999年,台灣晉商郭台銘回晉城老家祭祖,順手放下了一座模具工廠。十年之後二度祭祖,模具工廠已經變成了1058畝的富士康工業園,風頭直逼龍華大本營。

 

        那時,“血汗工廠”的帽子還沒扣下來,富士康就是産值、就業、GDP,大陸是成本、政策、勞動力,郭台銘和廣袤的中國腹地開啓了十年蜜月期。

 

        山西有了富士康,山東坐不住了。據說煙台政府爲了勾起郭台銘的桑梓情懷,專門找到了其母初永珍當年住過的老房子,辦好房産證送到深圳[4]。郭台銘喜不自勝,3.3平方公裏的煙台富士康科技園隨即破土動工。

 

        2005年,为了争取富士康到武汉投资,当地政府专门成立“富士康工作班”,耗时四个月完成了一部长达40万字的报告,分析武汉的优势與富士康发展相结合的前景。随后,工作班又耗资30万制作了一部专题片,带到深圳播放。看到片中“山水兆富、环境纳士、佛岭蕴康”的字幕,郭台铭忍不住称赞“唯楚有才!” [8]

 

        在郭台銘的規劃裏,深圳和廣州生産台式機,上海和蘇州生産便攜數碼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北京和天津搞無線通信,所有的組裝環節富士康都能覆蓋,別人做不出來的,富士康能做,別人能做的,富士康更快、更便宜。從索尼、諾基亞和摩托羅拉再到iPod和iPhone,消費電子産業已經離不開富士康了。 

 

        ▲ 富士康各厂区员工在深圳总部听取劳动法讲座,2007年

 

        2009年5月27日到6月6日,iPhone3GS上市前最关键十天时间里,64万部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在富士康紧急组装完成,差不多每每分钟,就有45台iPhone走出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线,全世界没有一家代工厂能做到这一点。后来,與华为敲定合作的郭台铭在内部会议上骄傲地说,“华为要战胜思科,必须與富士康合作!”[4]

 

        爲了規避台灣“上市公司投資大陸不得超過公司淨值40%”的行政命令,富士康移師港交所,三個月股價翻了五倍。經濟危機後的股東大會上,郭台銘俏皮的鞠躬謝罪,“我這次是以敗軍之將的姿態檢討,因爲賺的錢沒有預期那麽多。”他爲那次講話取的標題,恰似十年蜜月的概括:《黃金十年,贏在大陸》。

 

        每月10號,是龍華最熱鬧的日子,那是富士康發工資的日期,自動提款機排起長龍,網吧、彩票投注站和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門店人頭攢動,新上市的iPhone總能吸引最多的目光,每一個零件都由工人們親手組裝,再配上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價格。

 

        曾经华灯初上,蓝色和白色的制服从紫禁城鱼贯而出,人们很快会知道,那里是一座與世隔绝的工厂,一群渴望尊严的工人,一个“MADE IN CHINA”的残忍剪影。

 

        03. 路口

 

        2010年,郭台銘的“紫禁城”出事了。

 

        “十二連跳”後的6月2日,富士康總部緊急宣布,全體員工整體薪資上漲30%。一周後,公司再度通知,深圳地區新員工三個月考核合格後,標准工資將再次上調66%。珠三角的工廠這下不幹了,除了富士康,沒人開的起這麽高的工資。

 

        但錢不是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案,跳樓事件不斷上演的5月中旬,富士康舉行了一場勵志交流大會,會上設立了一個遊戲:誰能說全同一個寢室室友的名字,就能拿到1000元獎金——最後,沒有一個人拿走這筆錢[9]。

 

        同樣在5月,30度高溫的深圳,每天都有上千名來自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各地年輕人聚集在富士康龍華科技園,排著長隊等待招聘。他們給出的理由很簡單,“工資高,包吃包住”。排隊的人裏,除了找工作的工人,還有在各地負責招商的政府官員,期待著從富士康的撤退中分得一杯羹。

 

        ▲ 富士康厂区招募工人,2010年

 

        富士康不再被深圳歡迎,騰訊成了新的寵兒,這座先鋒城市要産業升級、騰籠換鳥。《南方周末》的實習記者臥底一個月,寫了篇《潛伏富士康28天手記》,紫禁城一夜之間成了沾滿鮮血的廉價代工廠。股東會上,郭台銘對著此起彼伏的閃光燈無奈地說,“我現在都不敢開電視,因爲沒有一個台不罵我。”

 

        跳楼事件余波未了,iPhone 4在6月问世,全年卖出4660万台,富士康是当之无愧的幕后功臣。7月,《财富》杂志公布了当年的“世界500强”名单,富士康排在112位,比微软还要领先三个名次,恰似一种无心的嘲弄。

 

        華爲也在2010年長成了一棵招風的大樹,那年4月,印度宣布禁止進口華爲的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緊接著,歐盟對華爲無線路由器發起反傾銷調查,海外的收購接連失敗。任正非剛剛度過了第二個冬天:經濟危機後,公司利潤下滑,他們本想賣掉終端公司,但買家最終的報價只有預期的3/4,一氣之下,任正非不賣了。

 

        那年12月,任正非召开高级座谈会,将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业务升级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要做到世界第一。随后,华为使出浑身解数推出了第一款高端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Ascend P1,销量不到100万台。搭载海思K3V2芯片的Ascend D1随后推出,作为华为开启自主芯片之路的第一步,Ascend D1频现卡顿、闪退、发热,口碑坍塌。

 

        2012年年底,任正非送給余承東一架殲-15戰鬥機模型,意喻“從零起飛”,也代表余承東當年年終獎爲零。

 

        郭台銘宣布漲薪那天,時任蘋果公司CEO喬布斯在大洋對岸隔空力挺富士康,他說富士康有食堂和泳池,按規定給員工繳納社保,絕不是什麽“血汗工廠”。蘋果隨後宣布,將利潤的1%到2%返還給富士康,用于提升工人工資。

 

        蘋果緊跟著被千夫所指,這背後則是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産業鏈形態的悄然轉變:功能機時代,諾基亞出圖紙,代工廠生産,對上擁有議價權、對下壓榨供應商。但iPhone跨過了代工廠,扶持起了一大批立訊精密、舜宇光學、安潔科技這樣的供應商,賺慣了差價的代工廠一下掉到了價值鏈末端,只能掙點微薄的代工費。

 

        紅利吃完了,任正非和郭台銘就這麽走到了十字路口,華爲在20年的攻城略地之後,不得不開始向科技的皇冠——芯片發起沖擊。富士康享受了20年的勞動力紅利,也讓“世界工廠”的工人們明白了一個道理:紫禁城的財富和榮耀,跟他們沒什麽關系。

 

        任正非說蘋果救了華爲,iPhone在2007年後的風靡也倒逼了網絡升級,讓遲遲等不到應用市場的3G業務大放異彩。更重要的是,iPhone帶來了成熟的技術和完整的供應鏈,順手給華強北的山寨王國判了死刑,這是華爲能夠放言“自主、高端”的産業基礎。

 

        2013年2月,华为又推出了主打防水、号称超级战斗机的Ascend D2,搭载的依然是那颗“华为芯”K3V2,虽然抢了四核的先,但芯片工艺落后,图形核心另类,负面反馈如潮。只要在社交媒体上提起海思的K3V2,回应绝对是一片骂声。

 

        随后,Ascend P2、大屏系列Mate和“转型之作”P6陆续发布,芯片还是一如既往的K3V2,差评也是自始至终——有什么办法,毕竟任正非说了,“自己的狗食自己先吃,自己做的降落伞自己先跳”。

 

        任正非不反對用高通的芯片,但他對受制于人始終有種天然的警惕,“我們公司積累了這麽多的財富,可能就因爲那一個點,讓別人卡住,最後死掉。”蘋果推出A系列處理器那年,任正非對海思女掌門何庭波說,“(海思)是公司的戰略旗幟,我給你每年4億美元的研發費用,給你兩萬人,一定要站起來。”[10]

 

        郭台銘也在反思,據說12連跳之後,他在深圳工廠冥思苦想90天[11],得出兩個結論:富士康還要繼續內遷,去人口更多、工資更低的地方;但遲早有一天,百萬大軍必須換成百萬機器人,他們不拿工資、不用吃飯、更不會跳樓。但這一天什麽時候才來,他也不知道。

 

        他不是沒想過把工廠開到東南亞,但那裏既沒有穩定的政局,也沒有遍及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的機場、港口和鐵路,更沒有心甘情願24小時三班倒的工人——中國制造,無處可去。

 

        2010年8月,富士康與郑州政府签订协议几个月后,工厂拔地而起,组装线也开始运行,每天能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 50 万部 iPhone。在贵州,富士康挖空了三座山,建起了大数据中心和第四代iPhone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中心,所有的材料都能循环利用。

 

        中金公司曾经拆解计算过一部iPhone X 的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成本,大约为 417 美元。其中,属于组装的只有 4.2 美元——这笔微薄的代工费是众矢之的,却也是就业的保障、制造业的基石、广大内陆青年为数不多的出路、甚至是自认为体面的工作。 
 

 

        ▲ 富士康深圳招募中心,排队应聘的工人,2011

 

        時任富士康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負責人劉坤在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曾說,“中國制造是一分錢一分錢的賺,希望大家對富士康和中國制造,至少能有些許敬畏之心。”[1]

 

        04. 高峰

 

        2013年9月21日,余承东在微博上透露了华为下一代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处理器的消息,网友大呼等了太久,列队欢送“万年K3V2”。之后,搭载全新芯片的华为Ascend P6S问世,海思将新诞生的芯片品牌命名为“麒麟”(Kirin)。

 

        第二年6月,华为发布了4G芯片麒麟920,整体性能與当时高通的4G芯片骁龙805基本同步,被誉为中国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芯片的弯道超车之作。麒麟920前后投入的研发经费超过2亿美元,是国家15年里对龙芯投入总额的1.7倍。[5]同年9月,超八核麒麟925芯片亮相,也让mate7和荣耀6plus成了当年的爆款机型。

 

        緊跟著,華爲就莫名其妙的成了民族驕傲,和“愛國”捆綁在了一起。任正非從來沒喜歡過這個說法,他在內部會議上說,“我們能什麽都做得比別人好嗎?我們一定要建立一個開放的體系,如果我們不向美國人學習,就永遠戰勝不了美國。”[10]

 

        他也不是个技术狂人,也不止一次对研发团队一味追求技术超前发出警告,“你的技术是用来卖钱的,卖出去的技术才有价值。”等到华为开始做芯片、做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任正非又忍不住开炮, “一个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赚30块,这算什么高科技、高水平?苹果年利润500亿、三星400亿,你们能交给我300亿利润,我就承认你们是世界第三。”[10]

 

        郭台銘對華爲的技術贊許有加,哪怕他跟比亞迪因爲專利打過官司,“我們很多同仁被華爲挖去申請專利,所以我覺得這個公司很偉大。爲什麽?因爲他有遠見,專利越多,競爭力就越強。”

 

        郭台銘給世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莫過于那句“獨裁爲公”,任正非學IBM、學思科、學微軟,每年花大錢請顧問的時候,郭台銘不屑,“顧問是什麽?就是拿起你的手表看一眼,告訴你幾點鍾,再問你收費。”

 

        2006年,《第一財經日報》寫了一篇《富士康,機器罰你站12小時》,郭台銘勃然大怒,將記者和編輯告上法院,索賠3000萬人民幣。他不喜歡“代工廠”這個稱呼,把公司改名成“富士康科技集團”,那年年底,郭台銘說,什麽時候富士康真正有了科技,就把這兩個字去掉。

 

        他不遺余力的布道,希望公衆能知道代工廠也有科技:單是電腦的連接器,富士康就有8000多個專利;在光通信領域,一個“梯度折射率透鏡”的專利報告疊起來就有一米高。他上科技論壇演講時說,“先進的生産力就是先進的制造技術,別人一分鍾做五個,我一分鍾做十個,就是我技術好,賺的就是技術的錢。”

 

        只是在百万機器人大军建立之前,郭台铭还是离不开大陆的廉价劳动力。2017年国务院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郭台铭说大学生没有实干精神,不愿意进工厂、上流水线。演讲结束,他询问在场的工信部部长苗玗,“苗部长,请问有什么政策可以让大学生下工厂?” [11]

 

        为了能够继续享受人才红利,华为也从2008年开始将研发中心陆续迁往二线城市,甚至顶住深圳市政府的压力,将深圳总部的员工大量迁移到东莞松山湖,让员工能够享受相对更低廉的房价與生活成本,也让华为继续拥有综合成本的优势。
 

 

        2017年,海思推出第一代AI芯片麒麟970,并创造了独立的AI计算模块“NPU”设计,2018年2月,华为又发布了首款3GPP标准的5G商用芯片巴龙5G01和基于该芯片的5G商用终端华为5G CPE。

 

        8月,华为再度率先发布新一代AI芯片麒麟980,采用7nm工艺制程和双核NPU设计,性能與主流旗舰芯片相差无几。麒麟980还可與华为的巴龙5G01基带芯片匹配,为5G做好了准备。

 

        年中,久未露面的任正非開始密集發聲——他最擔心的事情已經初現端倪;年將古稀的郭台銘則萌生去意,從他一手建立的工業帝國從容隱退。在他們身後,是中國制造業在30年間豎立起的兩座高不可攀的山峰,也是一條從低端到高端、覆蓋“研發-制造-品牌”的完整産業鏈,在中國之外的任何國家都不存在。

 

        一切奇迹又仿佛早有答案:1977年,經濟騰飛中的台灣地價一路飛漲,抄底鴻海廠區周邊的土地,轉手就有大把利潤。剛剛讓公司扭虧爲盈的郭台銘想了半天,還是決定繼續做模具。他解釋說,“我是個搞工業的,要看長遠一點。” 

 

        十多年後,面對如出一轍的狂熱,任正非拿出了一個更加擲地有聲的回答,“我們認爲未來的世界是知識的世界,不可能是這種泡沫的世界,所以我們不爲所動。”[7]

 

        05. 尾声

 

        1983 年,第一座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苹果Macintosh个人电脑的工厂在加利福尼亚落成,面对前来参观的记者,乔布斯骄傲地说,“这是一台美国制造的机器。”28年后,时任总统奥巴马在硅谷邀请众多科技高管共赴晚宴,宴会上,奥巴马问乔布斯,“需要做什么,才能让iPhone回美国青青草青青草青青草?”乔布斯毫不犹豫的回答:“那些工作不会回来了。”

 

        喬布斯引以爲豪的Macintosh生産線在1992年全部關閉,戴爾、康柏、惠普等科技公司爲了降低成本,陸續將生産線遷往中國。蘋果也被迫接受外包,喬布斯的美國制造夢宣告破碎。

 

        30年间,走出内陆小城的年轻人浩浩荡荡,高校毕业的才俊如过江之鲫,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国家,有覆盖每个制造环节的劳动人口、遍及全境的交通网络和巨大的消费市场。也只有中国,能够同时容纳华为與富士康两座制造高峰。

 

        ▲ 梅观高速上的路标,2017年

 

        如果说华为浓缩了中国制造的骄傲與雄心,那么富士康就是中国制造最真实的背影。但归根结底,是拼命加班透支青春的工程师、厂房里枯燥重复的体力劳动、毫无隐私與尊严的集体宿舍,撑起了物美价廉的“MADE IN CHINA”。

 

        未來,我們依然要依靠華爲這樣的高科技公司去突破科技壁壘、在高端産業攻城略地。但同時,又有什麽産業可以承接規模如此龐大的勞動力就業問題?互聯網、金融、還是房地産?

 

        中國需要華爲,中國也需要富士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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